在10月27日的以色列大选中，阿拉伯选民的投票率创下史上新高，并也连带推升阿拉伯政党的政治声量。
从计票结果来看，联合名单（Joint List）获得了11席，拉姆党（Ra'am）获得了8席，两者相加共计19席，超越阿拉伯政党在2020年3月大选创下的15席纪录。而这背后，阿拉伯选民的投票率同样高达77%，大幅超过2022年大选的53.2%。
只是，导致阿拉伯选民踊跃投票的原因，其实不只近三年的区域冲突。直觉来看，阿拉伯选民的不满必然包含歧视与战争因素，毕竟在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执政的过去几年，除了阿拉伯社区犯罪率飙升、定居者暴力蔓延西岸、内盖夫沙漠的贝都因人房屋被拆，还发生了等同种族灭绝的加沙战争，阿拉伯选民的心中疏离可想而知。
不过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IDI）10月2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44%的阿拉伯受访者表示，如果某个政党能够解决生活成本问题，自己会优先考虑投票支持。相较之下，只有少数人优先考虑以色列社会的内部分裂（21.5%）、外交政策与安全（19%）。可是对同一份调查中的犹太裔以色列人受访者来说，生活成本的重要性几乎和外交与安全不相上下，近40%的受访者将这两个迫切议题都列为首要或次要议题。
而这背后，可能一来反映阿拉伯选民所处的阶级困境，也就是因为长期的系统性不平等，导致了经济困境与维生的相对艰难；二来凸显阿拉伯选民的政治无力，也就是认为投票本身，其实无助改善与影响以色列的社会分裂、外交与安全政策。
而这也就会连动当前的吊诡发展。表面来看，阿拉伯政党获得了19席，在内塔尼亚胡阵营、「变革联盟」（Change Bloc）都未过半的背景下，阿拉伯政党理应成为组阁「造王者」；可是聚焦政治现实，不只内塔尼亚胡持续攻击阿拉伯政党「支持恐怖分子」、「选举舞弊」、「被外部势力渗透」，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领导的「变革联盟」也对与阿拉伯政党合作有所迟疑。
归根结柢，阿拉伯选民虽然占以色列人口近20%，却始终与政治与社会系统本身有所扞格，选前如此、选后亦然。这就导致所谓「造王者」身分的尴尬逆转：比起真正参与组阁、支持少数政府，展现一定程度的政治代表性，阿拉伯政党或许更容易发挥另一种功效，那就是因为冲到破纪录的19席，导致内塔尼亚胡与「变革联盟」都难以轻易组阁，最终以色列或许不得不在2027年重新大选，阿拉伯政党则由此成为2026年大选「弑君者」。
为何联合名单不会参与组阁？
首先是基本上不会参与组阁的联合名单。
整体来看，联合名单成立于2015年，目的就是将各个阿拉伯小党集中在同一个选举旗帜下，既要增加席次，也要避免灭党危机。不过这一联盟本身也经历了多次内部分裂，包括在2019年4月的选前分裂，以及随后的重新统一。如今，联合名单由哈达什党（Hadash，左翼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塔阿勒党（Ta'al，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巴拉德党（Balad，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政党）组成。
可以发现，三党虽然都反映阿拉伯选民诉求，却在初始意识形态上存在差异。这就导致联合名单纲领必然成为某种「大屋顶」，包括呼吁政府扩大对阿拉伯社区的投资、要求提升福利计划和就业机会，以及对于以色列政策和建国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反对战争、占领和种族隔离，呼吁结束加沙种族灭绝，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坦国。
显然，后者直接推升了联合名单参与组阁的门槛。尤其是在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2026年伊朗战争炸裂的背景下，许多联合名单政要的「争议言行」更因此受到以色列社会的聚焦检视。
例如出身哈达什党、现为联合名单领袖的贾巴林（Yousef Jabareen），就一再拒绝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即便「变革联盟」领袖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已经强调，自己只会与承认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的政党组阁。
巴拉德党的党主席谢哈德（Sami Abu Shehadeh）则更加争议。早在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第二天，谢哈德就已经发表争议文章，将哈马斯袭击描述为「军事、政治和战略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并暗示其他势力可以从哈马斯的成功经验中学习。结果到了2026年9月，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CEC）便以这篇文章为依据，直接取消谢哈德的参选资格，理由是后者「支持武装斗争颠覆以色列」，明显违反了以色列基本法。巴拉德也只好表达遗憾并且递交辞呈，同时否认自己支持武装斗争。
无独有偶，犹太裔的哈达什党议员奥弗·卡西夫（Ofer Cassif）同样争议缠身。早在2022年5月，卡西夫就因参加反对将巴勒斯坦人逐出西岸的示威活动，而在冲突后被控严重袭警罪；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卡西夫又因公开抨击内塔尼亚胡政府、强烈反对加沙战争，并支持国际法院（ICJ）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指控，而在2024年底遭到以色列国会停权。到了2026年10月，以色列中选会又直接以卡西夫2022年5月袭警被判有罪为由，取消了后者的参选资格，直到最高法院最终推翻前述决定，卡西夫才得以继续参选，并且成功连任。
可以发现，联合名单不论是在意识形态或重要成员组成上，都与以色列政坛主流严重扞格，并且直接触发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最巨大阴影：以色列作为「犹太国家」的持续巩固，其实建立在对西岸与加沙的反复并吞、袭扰上。
正因如此，即便贾巴林在这次选后破天荒表态，愿为没有内塔尼亚胡的反对派政府提供「安全网」，也就是以不参与组阁的方式支持少数政府，却也不是没有附带条件，那就是新政府必须承诺增加对阿拉伯城镇的投资、停止拆毁以色列南部贝都因人社区的房屋，同时推进以巴冲突的政治解决方案。
可想而知，这不只会导致联合名单无法参与组阁，也必然推升与「变革联盟」进行「少数政府式」合作的门槛。
拉姆党能不能获取一席之地？
相较之下，拉姆党便采取了相对温和的反抗姿态。
从1996年成立起，拉姆党便以「改善阿拉伯公民的日常生活」为主要政见，近年更是希望通过政治参与施加影响力。党主席曼苏尔·阿巴斯（Mansour Abbas）尤其强调，与犹太政党的合作应该作为「改善阿拉伯公民待遇」的战略核心，双方针对打击犯罪、住房、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的一切合作，也不应被以巴冲突的意识形态分歧影响。
随后，这项战略在2021年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拉姆党选择加入由贝内特（Naftali Bennett）领导的内阁，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第一个进入政府的阿拉伯政党，附带条件则是政府必须保证拨款超过530亿谢克尔（约160亿美元），用于改善阿拉伯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减少犯罪，保护阿拉伯村庄中未经许可建造的房屋，以及承认内盖夫沙漠的贝都因城镇。
正因如此，贝内特内阁在2021年10月批准了94亿美元的计划，目标是改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就业机会和医疗服务，改善阿拉伯地区的住房、技术和基础设施，并且额外拨款10亿美元，用于解决阿拉伯地区的高犯罪率问题。就资金与所涵盖的阿拉伯社区问题而言，这都是以色列历史上的罕见规模。此外，贝内特内阁也承认了几个贝都因村庄，并且协助数千户非法住户接入电网。
只是从后续发展来看，也正是因为拉姆党的历史性参与，间接导致了贝内特政权的火速垮台，促成内塔尼亚胡离任一年后再度上台：2022年在表决涉及西岸定居者权利等敏感法案时，拉姆党基于支持自身立场拒投赞成票，执政联盟的法案由此溃败，贝内特政权也在不久之后走向解体。
正因如此，即便这次选前拉姆党同样采取温和立场，主张增加对阿拉伯市政当局的资金投入、加大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力度、改善住房和规划政策、投资被忽视的基础设施，甚至在2025年12月宣布脱离南方伊斯兰运动，转型为「公民政党」，进一步淡化宗教与强硬色彩，犹太政党还是大多与其拉开了距离。
与此同时，拉姆党的竞选名单也存在不少争议人物，包括这次代表拉姆党与「变革联盟」进行组阁谈判的瓦利德·塔哈（Walid Taha）、伊曼·哈提卜·亚辛（Iman Khatib-Yassin）。
其中，瓦利德·塔哈一再拒绝谴责哈马斯或承认其为恐怖组织。而类似争议，早在2012年塔哈会晤哈马斯政治官员阿齐兹·德维克（Aziz Dweik）时，就已经引发一阵哗然。
当然，塔哈也曾表明，对以色列军事政策的反对不会波及联合执政的前景，因此2021年加入贝内特内阁时，塔哈就承诺即便拉姆党反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也不会因此而推翻政府。可是即便如此，以色列还是有不少声音认为，拉姆党的务实姿态无法遮掩部分成员的真实立场，塔哈就是案例之一。
无独有偶，伊曼·哈提卜·亚辛同样受困于哈马斯争议。2023年11月，哈提卜-亚辛曾针对10月的「阿克萨洪水行动」发表评论，称哈马斯「没有屠杀婴儿，也没有强奸妇女，至少在以色列国防军拍摄并向议会成员播放的一段43分钟的视频中没有显示。」
可想而知，这一发言引发轩然大波，拉姆党领袖阿巴斯也为此呼吁哈提卜-亚辛自行辞职。最终，哈提卜-亚辛只能公开道歉称，「我无意淡化或否认10月7日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大屠杀，以及在南部地区杀害妇女、婴儿和老人的可怕罪行」。不过即便如此，以色列议会的道德委员会还是以「否认暴行」为由，将哈提卜-亚辛停权一个月。
显然，即便拉姆党的立场比起联合名单相对温和，阿巴斯也称以色列的犹太国家特性是「强加于我们的既成事实」，强调拉姆党希望建立「一个既能满足年轻阿拉伯人的需求，又能符合以色列社会期望的框架」，但在加沙战争已经爆发的冲突情境下，拉姆党还是无法回避各种舆论检视与自我审查，这就导致参与组阁的期望道阻且长。
一旦造王者无法真正造王
可以发现，不论是联合名单或拉姆党，虽然整体选出19席的好成绩，却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组阁与合作障碍。
因此早在2026年4月，艾森科特呼吁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多数派」，并且召集各大反对党领袖时，这当中就没有任何一位阿拉伯政党要员。虽说拉姆党的阿巴斯还是在5月公开表示，自己有信心能与贝内特、艾森科特和利伯曼（Avigdor Lieberman）「达成协议」。但当时艾森科特的困境已是显而易见：如果在大选公开拉拢阿拉伯政党，就会冒著失去中间派、中右派和右翼犹太选民的风险；但完全排除阿拉伯政党，「变革联盟」似乎又无法真正组阁。
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正中内塔尼亚胡下怀。综观整场选战，内塔尼亚胡阵营便反复利用艾森科特的弱点：虽然列出诸如「承认哈马斯为恐怖组织」等条件，却还是无法明确将阿拉伯政党排除出未来的执政联盟，进而持续在媒体上投放大量攻击性广告，大打「没有阿拉伯政党，艾森科特就无法组建政府」、「没有提比就没有加迪」（加迪为艾森科特，提比意指塔阿勒党领袖Ahmad Tibi）等口号，目的就是要让占人口多数的犹太选民相信，艾森科特受制于阿拉伯政党与势力。
而从投票结果来看，这种攻击或许不能说毫无成效，因为利库德集团的最终席次确实高于选前民调，艾森科特领导的「变革联盟」表现，则没有选前民调预估得好。但内塔尼亚胡阵营还是没有停下攻击，而是在选后继续主打阿拉伯政党选举舞弊、被外国势力渗透，即便这些指控难以推翻选举结果，却还是有机会调动以色列既有的政治分歧，干扰艾森科特的组阁尝试。
平心而论，这些攻击似乎也不是没有成效。聚焦「变革联盟」当前动态，基本上在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的四大政党中，只有民主党（The Democrats）的领袖戈兰（Yair Golan）明确支持要与阿拉伯政党合作，领导亚沙尔党（Yashar）的艾森科特还是强调「四大原则」，曾与拉姆党组阁的贝内特这次不再「大门敞开」，领导「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Yisrael Beiteinu）的利伯曼则明确反对让阿拉伯政党入阁，甚至也不同意联合名单提议的「少数政府式」合作。
归根结柢，阿拉伯政党的好成绩确实壮大反内塔尼亚胡的议员数量，却不等于同步推升反对党组阁的成功率，原因除了表面上的战争情境、「变革联盟」的立场不一，其实还会连动以色列建国以来的深层问题：阿拉伯公民与政党，究竟能在犹太国家享有多少合法性与代表性？
说得更直接，问题或许不在阿拉伯政党究竟能选出多少席，而是以色列的政坛与社会是否能够同意，拒绝犹太复国主义、拒绝谴责哈马斯、在政治上认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政党，也有资格参与以色列的政府组成与政策制定。
显然，从当前「变革联盟」的尴尬姿态来看，以色列社会对于前述问题的集体答案，其实还是偏向否定。这就导致，阿拉伯政党虽然作为关键少数，拥有「造王者」的政治潜能，却或许只能在一阵无效推拉、原地打转后，沦为某种联盟政治的「弑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