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纷扰多时的以色列大选登场，虽说投票率高达77.7%，导致完整的初步计票结果可能要延至10月30日、31日才能完成，但由当前各家出口民调来看，大选本身似乎没有明显赢家。
其中， Channel 12的出口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领导的执政联盟领先于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领导的反对阵营，前者预计获得52席，后者预计获得49席；公共广播公司Kan 11和Channel 13的出口民调则都显示，两大阵营预计各获得51席。
可以这么说，从部分出口民调的结果来看，内塔尼亚胡阵营的表现优于选前民调，并也同步影响了预测市场：如今Polymarket显示，内塔尼亚胡成为下任总理的机率高于艾森科特。可是即便如此，对决双方也还是没有跨过61席的执政门槛，这就导致阿拉伯小党可能成为左右组阁的「造王者」。
显然，如果后续的计票结果没有偏离出口民调太远，真正的合纵连横将在选后开展：待到11月4日选举结果正式公告，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Isaac Herzog）将与各政党领袖展开正式政治磋商，并将组阁任务交予「最有希望成功组建政府」的一方，失败之后再由另一方尝试。而从以色列近年的政党极化、派系林立现状，以及曾经的「三年五大选」动荡纪录来看，组阁似乎往往不是纷乱终点，而是新一轮博弈的起点。
整体而言，这场大选其实是对内塔尼亚胡第三次执政，以及战争表现的全面公投，而当前结果似乎也反映了以色列的复杂民情：厌恶内塔尼亚胡的民意确实强劲，可是本就具备基础、又受战争激发的右翼情绪，还是确保内塔尼亚胡阵营的溃而不崩，这就导致政坛整体走向悬而未决。
类似场景，其实让人想起1973年的以色列大选。
当时在10月爆发赎罪日战争的背景下，12月大选创下了78.6%的高投票率，战争话题也因而贯穿选战本身，包括检讨以色列何以备战不及、又为何在开战之初遭遇挫败。结果，时任总理梅厄（Golda Meir）虽在第一时间保住政权，却还是在1974年因为问责声浪下台。随后，右翼的利库德集团（Likud，又称以色列联合党）在1977年上台执政，埃及则与以色列在1979年建交，标志了以色列政坛的进一步右转，以及阿拉伯国家对于巴勒斯坦武装斗争的转身远去。
如今，类似元素仿佛正以扭曲形式重新键结。
首先是2023年的「阿克萨洪水行动」。这起事件虽然源自哈马斯的斗争议程，却也明显受到伊朗的暗中策动，而德黑兰的一大考量，就是阻止沙特与以色列建交，以免在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Abraham Accords）已经吸纳巴林、阿联酋的背景下，又让以色列进一步渗入海湾。
换句话说，即便阿拉伯国家持续远离巴勒斯坦武装斗争，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正常化却也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在以色列与伊朗的代理冲突白热化、哈马斯又成为「抵抗轴心」（Axis of Resistance）一环的背景下，德黑兰明显调动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来牵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布局。
再来，这次大选同样牵动战争责任的攻防。早在2026年2月6日，内塔尼亚胡就将未能阻止「阿克萨洪水行动」的责任，归咎于「破坏团结的政治对手」，结果引发反对阵营领袖批评，后者也由此在竞选纲领中承诺，将针对「导致阿克萨洪水行动的真相」成立国家调查委员会。
进入9月，情况发酵得更加激烈。因为以色列媒体《国土报》（Haaretz）独家披露，内塔尼亚胡早在「阿克萨洪水行动」发生前几天，就已收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预警，却并未向以色列安全部门负责人发出警告。当然，内塔尼亚胡对此严词否认，并称报道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但这阻止不了反对阵营与舆论的群起攻讦。
接著是与美国的战争立场分歧。回顾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时梅厄之所以在冲突初期拒绝先发制人、导致以军错失先机，原因之一就是担心以色列可能被视作开战方，进而影响后续的美国援助与军事支持。而美国时任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在日后证实了梅厄的评估，表示如果当时以色列先发制人，美国恐怕就无法给予直接支持。
类似拉扯也出现在加沙战争开始的一系列冲突中。当然，在以色列面向「抵抗轴心」的多线作战里，美国并没有完全阻止以色列对于加沙、黎巴嫩、叙利亚的反复打击，可是一旦场景切换到关乎海峡危机、核问题的伊朗战争，以色列就明显受限于美伊谈判的「大局为重」，迟迟无法重启对于伊朗的直接攻击。包括这次大选前夕，据报内塔尼亚胡也强烈游说特朗普重启对伊军事行动，后者却始终没有松口，显然也是出于自己的中期选举考量。
可以发现，从1973年到2026年，两场战后大选虽然间隔半世纪，却凸显了以色列面向类似议题的反复纠结：与巴勒斯坦的无尽撕扯、围绕战争责任的来回推拉、连动美国利益的战争分歧。
而当前「缺乏明确领先」的选举结果，无疑是让情况变得更复杂。
原本，只要内塔尼亚胡阵营或反对派其中一方突破61席门槛，以色列就可能进入以下两种政治情境。
第一，内塔尼亚胡在统整当前势力的背景下，成功组建新一届联合政府，继续书写自己的「执政最久」纪录。当然，新政府也将维持「史上最右」的光谱色彩，毕竟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所属的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财长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预计都将继续参与执政。
第二，反对派联盟成功组阁。早在9月下旬，以色列四大反对派亚沙尔党（Yashar）、民主党（The Democrats）、以色列贝特努党（Yisrael Beiteinu，又译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团结党（Together）就签署了合作协议，宣示将共同努力推翻内塔尼亚胡政权，并且维护和加强以色列的「犹太民主国家地位」。
其中，亚沙尔党的领导人、前国防军总参谋长艾森科特，被视为最有可能的总理候选人，前总理贝内特（Naftali Bennett）、团结党的两位领导人之一，则是另一位潜在人选。但无论由谁领导，有鉴于两人选前的种种承诺，以色列都将维持在安全领域的强硬立场。
不过如今的出口民调显示，两大阵营似乎都未能突破61席门槛，这就导致以色列大选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政治支线。
首先是阿拉伯小党参与组阁。如前所述，代表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约占人口组成20%的联合名单（Joint List）和拉姆党（Ra'am），因为掌握了关键的少数席次，而可能成为这次大选的「造王者」。其中，拉姆党早在2021年就曾加入贝内特领导的联合政府，是以色列首次有阿拉伯小党参与组阁，这次选前当然也同样表示了合作意愿，甚至还因应战争情境「自我审查」，只聚焦打击席卷巴勒斯坦社区的暴力犯罪潮，以及解决歧视性的政府政策，而不大力主张「两国方案」。
不过，由于选前包括内塔尼亚胡、艾森科特等有力人选，都曾表态不会与阿拉伯小党共同组阁，这就导致情况可能走向另一种支线：少数政府，也就是即便政党联盟未能突破61席门槛，却还是可以在议会投票上寻求政府以外的政党支持，由此维持执政。而在选前，由哈达什党（Hadash）、塔阿勒党（Ta'al）、巴拉德党（Balad）三个阿拉伯小党共组的联合名单就已表示，如果反内塔尼亚胡联盟最终未能获得61席多数，自己也愿意以不加入政府、但在投票上支持的形式，来促成少数政府执政，换取自身政策得到推行。
只不过，在战争情境涌动、反对派阵营立场不一的背景下，不论是与阿拉伯小党共同组阁或进行投票合作，其实都有导致联盟裂解、出现政策争议的重大风险，这也是为何艾森科特等人会在选前与阿拉伯小党拉开距离的原因。
因此，情况还可能出现另一种支线：民族团结政府，也就是基于国家当前的「紧急情况」，僵持的两大阵营选择放下分歧共同组阁。例如2020年5月，在三次大选都导致僵持后，内塔尼亚胡便和领导蓝白党的甘茨（Benny Gantz）共组联合政府；以及在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后，甘茨等反对派要角选择「大局为重」，同意加入内塔尼亚胡政权共组「紧急联合政府」与核心「战时内阁」。
当然，目前反对联盟似乎无意与内塔尼亚胡合作，且即便各方真能放下分歧，日后基于光谱差异、权斗需求，团结政府的裂解其实也不过时间问题，例如加沙战争下的「战时内阁」，其实只从2023年10月撑到了2024年6月；正如2020年的内塔尼亚胡和甘茨合作，同样是苦撑一年便告瓦解。
不过，如果情况真的朝向共组团结政府的情境发展，就可能出现两种支线。首先是轮值主席，也就是两位主要政治领袖可以根据事前共识，轮流担任总理，例如内塔尼亚胡和甘茨的2020年合作，就规划是由内塔尼亚胡先当一年、再由甘茨接手，只不过前者直接在一年任期届满前终止了合作。而类似协议也出现在2021年的贝内特与拉皮德（Yair Lapid）合作中，因此当贝内特在2022年6月失去议会多数宣布辞职后，便由拉皮德接任看守总理，直到内塔尼亚胡再度胜选并组阁。
接著就是阵营合作不变但更换总理人选，也就是出于合作考量，在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其中一方或双方都选择另派人选担任未来总理，以换取最大的合作空间。就当前情境来看，其实就是利库德集团为求继续执政，推派内塔尼亚胡以外的其他人选担任领袖，并且设法与其他政党合纵连横，力求突破61席门槛；同理，反对派阵营也可能出于合作考量，而不推举艾森科特或贝内特。
当然，如果以上种种都无法促成联合政府出现，包括与阿拉伯小党进行组阁或投票合作、或内塔尼亚胡与反对阵营共组团结政府、又或是各方同意促成轮值主席或更选总理人选，那么情况便会进入新一轮动荡，也就是经历最长42天的第一轮组阁、时长28天的第二轮组阁、为期21天的国会最后集体推荐期、后续可能的14天尝试组阁期，以上种种都告失败后，就只能在90天内重新大选。
基本上，这也就是重复2019年到2022年的五次大选动荡。而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将能继续担任看守总理，直到新政府上任。
换句话说，情况有可能经历一阵狂乱喧嚣，又绕了一圈回到原点。而这其实就是内塔尼亚胡二次执政后期的政治循环：反对势力来势汹汹，却又不足以打出致命一击；内塔尼亚胡就算无法第一时间取胜，却也往往会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确保所有敌人都不会赢到底。
因此即便执政联盟当前未能过半、利库德集团也不如过往强势，甚至就连内塔尼亚胡本身都是仇恨值高涨，却也不能就此推论以色列即将「变天」，况且即便以色列「变天」，后续发展也恐怕不会是截然不同的起点，尤其是面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以及面向伊朗的战略对峙。
回顾2023年加沙战争以来的以色列议会动态，基本上不论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又或是站在对立面的反对阵营，双方围绕巴勒斯坦议题的投票动态其实高度一致。
首先是反对巴勒斯坦建国。2024年2月，以色列议会以99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了反对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内阁声明。其中，以色列贝特努党、拥有未来党（Yesh Atid）、国家团结党（National Unity）等多数反对派议员都投下赞成票，工党则勉强抵制了投票，只有阿拉伯小党投下反对票。
五个月后，类似模式再次出现。2024年7月，一项将巴勒斯坦建国称为「生存威胁」的决议以68票赞成、9票反对获得通过。其中，以色列贝特努党投下赞成票，拥有未来党和工党选择拒投，最终还是只有阿拉伯小党投下反对票。
面对西岸也是类似情况。2025年7月，以色列议会以71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呼吁吞并西岸的不具约束力宣言，即便这次拥有未来党和国家团结党都抵制了投票，工党则与阿拉伯小党一起投下反对票。2025年10月22日，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访问期间，以色列议会再次以25票赞成、24票反对，在初步审议阶段通过了将以色列法律适用于西岸的提案。
同样受影响的还有对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限制。2024年10月，以色列议会先是以92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禁止近东救济工程处在以色列主权领土（包括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开展工作的法案，又以87票赞成、9票反对，通过了切断以色列与近东救济工程处一切国家联系的法案。即便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对此都公开反对，法案却还是在2025年1月正式生效。
而这一切种种，也就会连动这次选前的各方表态：当《耶路撒冷新闻社》（Jerusalem News Syndicate）询问所有以色列主要政党要角，「你们的政党是否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时，所有受访者都给出了否定答案。
显然，如果回归以色列自身的左右翼光谱传统，左翼往往会连动谈判与领土妥协，右翼则反对巴勒斯坦建国并支持非法定居点扩张，再以此聚焦当前的以色列政坛，便能发现当前政情已经明显右倾，许多过去曾经边缘的立场，如今都能作为主流观点进行表决。
而这种现象也不只在政坛浮现，甚至可以说是民意持续驱动下，导致了政坛的集体右翼化。回顾2023年春季、阿克萨洪水行动尚未爆发的时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就已显示，只有35%的以色列人认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可以和平共处，低于2013年的50%。到了2024年，也就是事件发生几个月后，这一比例下降到了26%，进入2025年又降至21%，转入2026年伊朗战争爆发后，又进一步降到了17%。基本上从当前民意来看，以色列人几乎已经明确表示，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极低。
而也正是这种民意分布，让内塔尼亚胡能持续以对外作战刺激支持度，同时维持一定民意基础，不论是先后入侵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并且拒绝从前述占领区撤军，又或是在2026成功说服美国直捣黄龙，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斩首行动与空袭。
当然，未来以色列能否再对伊朗开火，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的选举考量与谈判需求，也就是只要特朗普研判再开火的成本相对可控，以色列就可能等到美国「再开绿灯」。换句话说，只要美国始终不同意，以色列恐怕就无法继续推翻伊朗的军事大梦。
不过如前所述，当巴勒斯坦武装斗争已经成为伊朗「抵抗轴心」的一环，也就是与以色列伊朗的代理冲突相纠缠，基本上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强硬立场，也就会同时连动与伊朗的战略对峙，而两条脉络反复加乘，即便未来美国没有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抵抗轴心」、伊朗本身的敌意泥淖，也短期难有脱离解方。
回顾2005年，美国人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和以色列前军官阿西·布拉克（Asi Burak），因为一堂卡内基美隆大学的课程需要，共同设计了名为《和平缔造者》（PeaceMaker）的以巴冲突回合制游戏，内容模拟冲突当中的利害关系人，展示以巴和平与谈判的艰辛不易。之后随著游戏受到赞誉，两人成立工作室并且招募巴勒斯坦人参与开发，最后确立以玩家可选择扮演以巴双方领导人，设法争取国际支持、平衡内部不满，再以达成「两国方案」为胜利结局的游戏模式。
可以发现，游戏本身不只缘于现实冲突，更富含教育意义，并也因此在2007年荣获「游戏变革奖」（Games for Change）肯定。以色列的佩雷斯和平中心（Peres Center for Peace）更是主动出资，向以巴双方民众分发了10万份《和平缔造者》，其中7.5万份寄送给以色列《国土报》订户，1万份寄送给巴勒斯坦《耶路撒冷报》（Al-Quds）订户，剩余的1.5万份则分发给双方的高中生。后续更有不少计划围绕这款游戏，成功推动以巴学生进行交流。
显然，《和平缔造者》本身正如其游戏名称，曾经促成某段时空的族群和解与对话，就连笔者刚开始学习中东议题时，也曾多次体验这款游戏，感受以巴冲突的复杂难解，以及各自促谈势力的立场艰难。可是时移世易，在西岸遭受蚕食鲸吞、阿克萨洪水行动惊天炸裂、加沙种族灭绝持续、以色列政坛集体右转的反复重击下，不仅「两国方案」的希望渺茫，就连以巴双方的族群交流与对话，如今看来也是无比困难。
归根结柢，这次选战或许会改变以色列的执政者，也可能终结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但在民意与政情受到战争与地缘对峙的反复激化下，以色列恐怕还是要继续曾经的漫长纠结：与巴勒斯坦的无尽撕扯、围绕战争责任的来回推拉、连动美国利益的战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