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1)正在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城市安塔利亚举行。
不出意外的话,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1月20日,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与会的190多个国家代表将就草案的最后文本锱铢必较地博弈与交易。
今年会议的一大看点是,东道主土耳其推动全球电气化倡议及“35 by 35”目标,即力争到2035年让电力满足全球最终能源需求的比例,从当前的23%提升到35%。
2026年年初的伊朗战争导致的能源瓶颈,致使大量依靠来自中东传统油气资源的国家,生产生活能源价格飙升,一度引发能源危机。
而中国依赖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终端电气化率(约为 29%-30%),成为在此轮能源危机中影响较小国家之一。
不仅如此,中国还在加码,明确提出了2035 年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到35% 左右的目标。
不过,围绕此次气候大会提高全球终端电气化率的提案,同样面临“多少电力来自低碳排放的清洁电力”的问题。
目前全球发电量中,煤电占比约 33.0%,天然气发电占比约 21.8%。折算到终端电气化率,两者合计为 12.8%,其中煤电约占 7.7%、天然气发电约占 5.1%。
换言之,即便在力图提振全球电气化率的当下,高排放的非清洁电力依然占终端电能消费的一半以上。
而在会议缔约方试图重申迪拜第28届气候大会关于“在能源系统中转型脱离化石燃料(transition away from fossil fuels)”提法的提案,也遭到包括沙特在内产油国的阻挠。
同时,包括原定于2027年3月将由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关于气候变化对城市影响以及适应性的报告,连同2028年前将发布的盘点各方努力的三份报告,都可能由于部分国家对IPCC的预算阻挠,而无法如期发布。
同时,在提案中可能提出的提高碳捕获和封存比例、以此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的努力,目前全球并无大规模成功的实践例子。
类似地,2022年埃及沙姆沙伊赫第27届气候大会中最核心的结论,即建立帮助贫困国家应对气变灾难的“损失与伤害基金”,目前也仅仅收到6亿美元。
用即将在2026年年底离职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讲,这笔钱只不过是全球最大的九家油企在14小时内赚取的利润。
从1992年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1995年的首次柏林气候大会,再到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标志性的《巴黎协定》,人类在联合国框架下试图遏制全球变暖的努力一路走来,成就不少,但挫折更多。
目前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已升高约1.4°C-1.45°C,逼近《巴黎协定》设定的1.5°C 温控门槛。
笔者曾亲身报道2009年的哥本哈根第15届气候大会。这届大会也被认为是气候大会中矛盾冲突集中、戏剧性颇多的一次大会。
这场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大会,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历史责任与减排资金分配的矛盾彰显无遗。
会议的最后一天,还出现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未获正式邀请的情况下,突然走进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领导人正在进行的闭门磋商会议室,试图打破谈判僵局并推动达成协议的戏剧性一幕。
事后看来,这种“大而全”、并强调全体一致的大会,往往只能龟速前进,甚至有时还会倒退。
这也解释了当下联合国这个“战后”旨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的全球机构的困局。
联合国秘书长的选战已进入最后的冲刺环节,中美俄三国领导人深圳会晤也强调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将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而改革的根本,还是要恢复联合国在各种冲突、危机和争端解决中的一线职能。
而联合国主导的气候大会,虽然过程臃肿缓慢,但对低收入特别是受气变影响最大的岛国而言,几乎是它们惟一的发声渠道。
一言以蔽之,就气变而言,大会本身绝非最优解,但却是人类当下最可及的方案。■
